1965年，26岁的杨耀生带着行李站在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的大门前，他与其他22名同事先是从上海乘坐火车抵达江西弋阳，再挤进汽车从弋阳出发来到景德镇。
就在这一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陶瓷室迁并入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后者亦被更名为第一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杨耀生的工作关系便由上海调入景德镇，事实上那辆从弋阳开来的汽车由工程师李国桢带队，本应载来25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女性工程师直到三年后才从上海赴景，而另一位精通日语的专业翻译则以非常极端的方式拒绝执行调令。
杨耀生不知道在12年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会被改名为“中国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更无法预料这桩异地科研机构的联姻会给景德镇、乃至中国的陶瓷科技进程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只知道自己成为景德镇人的那一年，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专程到景德镇陶瓷研究所视察工作，对景德镇陶瓷业的产品质量、彩瓷装饰及造型设计等诸多方面都作出指示。
“中华是瓷器之国。旧时代不求进步，以致技术衰退，瓷器制作远远落后于日本，今天是毛泽东时代，应该急起直追，恢复固有的声誉，重新创造国际的最高水平。需要达到这个目的,严肃地、虚心地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技术上、艺术上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望同志们不断努力、不断奋斗，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无负于今天的伟大时代！”当年郭沫若为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题下的这段留言，迄今仍不断被景德镇陶瓷发展史的书写者所引用。
应该说景德镇陶瓷研究所自1954年8月5日诞生时名为景德镇市陶瓷试验研究所时起，就承担起传统工艺传承与科技革新这双重任务。陶瓷研究所甫一成立，就接到了中德（东德）、中阿（阿尔巴尼亚）、中波（波兰）的陶瓷技术合作任务，之后中央又要求研究所为捷克提供一次烧成瓷器技术资料；景德镇市陶瓷美术学校也在同年正式开学，开班第一期就向研究所借用王大凡、刘雨岑、张志汤等知名老艺人参加教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合作关系的建立，也是自1954年始，那年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派出以李国桢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及技术人员奔赴景德镇，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对传统颜色釉配方与制作工艺进行研究，并对景德镇颜色釉所采用的各类原料进行化学分析、整理出文字资料。
彼时的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有李其才、聂物华、余一龙、杜金标、余略艮、陈鸿高、左冬苟等精通颜色釉工艺的传统艺人，李国桢等人正是在对这些艺人所贡献出的配方予以研究的基础上，破解了高温颜色釉及低温釉的烧成奥秘。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陶瓷科学研究奠基人之一的李国桢，受其学术观念影响者不可谓不多，但被其承认为入室弟子者却屈指可数，杨耀生就是其中之一。
二
落户景德镇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杨耀生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乡村，在写给家人的信里都会戏谑地提到“（居民养的）猪满大街地跑”，从北京建筑专科学校（现北京建筑大学）毕业的他曾被宿舍室友视为异类：其他同学都会在闲暇时去结伴看场电影、逛个故宫，或到颐和园划个船啥的，可硅酸盐专业的杨耀生却喜欢旁听其他学系老师的课程。
毕业时，杨耀生认为自己不仅修完了硅酸盐专业的课程，建筑、地质乃至采暖专业的学分也都修满，学校应该“多给几个证”，这让老师可犯了难，对方好半天才甩下一句话：“你小子把知识都学到手了，难道还不知足么？”
1963年，走出校门的杨耀生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研究搪瓷工艺，经过短暂的工作熟悉期后就被派至北京等地出差。两年之后，他在唐山陶瓷研究所见到了李国桢，尽管后者也是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但却常年在外奔波，故而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杨耀生怯生生对李国桢说自己不懂陶瓷，李国桢问道：“你在学校里学的是搪瓷专业么？”“不是。”“那你在所里不也把搪瓷（研究）给拿下了么，从现在开始你跟着我学陶瓷（工艺）。”之后李国桢就挑选了一堆陶瓷类书籍丢给杨耀生，并随时为学生答疑解惑。
在唐山跟随李国桢学习期间，杨耀生每天都在晚上10时以后才入睡，有一天与他人打篮球被李国桢看到，老师严厉地呵斥道：“快给我回去看书。”杨耀生不服气地嘟囔道：“你平时不也会玩球么。”李国桢毫不客气地说：“我有（令人骄傲的陶瓷学术成果作为）本钱，你呢？”闻听此言，杨耀生只好乖乖地放下球，继续回屋苦读。
没过多久，李国桢就指派杨耀生去湖南醴陵陶瓷研究所充当技术顾问，协助对方研制“赶日瓷”，心里没底的杨耀生说出自己的顾虑后，李国桢斩钉截铁地说：“我说你行，你就行，尽管放心去。”当醴陵的工作任务完成之后，杨耀生回到上海，没过多久就跟着李国桢来到景德镇。
而李国桢此前因主导颜色釉工艺梳理等原因，已对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非常熟悉，在以他为首的技术人员与李其才等制釉艺人的合作下，研究所先后恢复及研制出钧红、茶叶末、乌金釉、釉里红、粉青、玉青、象牙黄、鱼子绿等数十种高温颜色釉与低温釉。
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外宾到中国访问时，向外交部索要“雪拉同”。尽管外事人员知道苏联人要的东西是瓷器，却闹不明白“雪拉同”到底是什么品种，还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解开了这个谜团，原来“雪拉同”就是中断约800年的中国青瓷。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就指示轻工业部尽快恢复包括龙泉青瓷在内的中国五大名窑。
历史上的浙江龙泉、江苏宜兴都曾盛产青瓷，李国桢于1961年与江苏省陶瓷研究所的贺盘发、宋振东等人合作，借助宜兴所产的甲泥浆为青釉原料，经倒焰窑素烧、釉烧二次烧成工艺，于翌年成功试烧出传统青瓷；1963年，试烧人员改进了烧成工艺，将两次烧成简化为一次烧成。
三
与对待处于学习期的徒弟态度不同，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职工都认为李国桢是位和蔼可亲的人。
“‘珠山八友’之一的刘雨岑，雕塑怪才、别号‘盘古’的徐顺元，以及李工（李国桢）这三位研究所的特殊员工都住在单位旁边的平房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戴荣华回忆当年的李国桢吃不惯米饭，研究所的食堂就会特意为其准备面食，下班后的李国桢会穿过大片的菜田，绕过屋前的那两棵桂花树，径直回到自家的小屋内，如果路上遇到熟人，偶尔还会给对方开上两句玩笑。
原籍上海嘉兴的李非柳在研究所的检测中心工作，虽然与李国桢并无直接交集，但在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陶瓷室正式并入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之前，就已听说过“李工”的大名。“那可是德高望重的工程师，他被调到景德镇，对研究所来说可是件人尽皆知的大事！”
在景德镇稳定下来的杨耀生也不再认为这里是农村，别人领着他到南门头等闹市区走了一圈，他看到了古色古香的“种德堂”药店，逛了创建于清代道光年间的“公和第一圃”酒店之所在地——老街。但李国桢却更喜欢拉着杨耀生去湖田等古窑址的所在地，让学生捡起一块瓷片后，烟不离手的李国桢会说起元朝时期青花瓷釉料配方与民国的差别、从而导致的呈色差异，或是随着窑炉的改进、历代制瓷工艺的随之变化等话题。
多年来在各个窑口从事相关科研工作的经历，让李国桢练就了这样一手绝活：只要别人将瓷片交给他，只需通过看、摸、掂等几个动作，他就能准确地说出它的原料产自何地，哪怕制瓷者以江西的瓷土仿造河南钧瓷烧制出的产品，也无法瞒过他的眼睛。
让杨耀生对李国桢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绝不仅限于老师在釉料配方、古瓷复烧等科技方面的成就，在那个被革命口号充斥的火热年代，李国桢就开始有意识地将考古学、历史学与自身的科研工作有机结合。
例如景德镇在旧时盛产一种粗胎青花瓷碗，工人在碗面所绘制的图案既似中国的草书、又像飞舞的龙蛇，民间则普遍认为那不过是经过简化处理的兰花纹。李国桢在看过这种被称为“渣胎碗”的物事、结合杨耀生幼时在家乡清真寺的所见所闻，推测说其原型非常可能是景德镇民窑为清真教徒专门烧制的日常器皿，只需对那些所谓的“兰花纹”略加端详，不难看出其与回文的高度形似。只是尚未等李国桢发现更多足以支撑起论断的证据，文革的风暴就迫使他停止了一切研究工作。
与李国桢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共事的日子，杨耀生与其关系可以说亦师亦友：一方面，后者在前者的督促下继续学习与陶瓷相关的各方面知识，与研究所其他工作人员参与各类科研项目；另一方面，杨耀生又掌握着李国桢的经济命脉，成为老师的财政大臣。
对衣食并不讲究的李国桢，没事就爱抽上两口，“大前门”从不离身。为人大方的他，只要遇到也抽烟的熟人都会向对方敬上一根，共同分享吞云吐雾的乐趣。尽管李国桢的工资与旁人相比确实不低，但绝大部分的收入都贡献给了烟草事业。杨耀生实在看不过去，就主动要求为老师代管工资，除了每月抽出一部分寄给在异地生活的师母作为生活费、每天为老师买好一包烟外，余额就由学生视情况合理支出。
无奈的杨耀生很快就发现，工资代管并不能改变老师的经济状况，因为李国桢“断粮”后会直接到烟贩那赊账，而烟贩就会直接找杨耀生讨要烟钱。
就在杨耀生成为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一员的第二年，研究所派出聂物华、陈鸿高、左冬苟等颜色釉艺人，与邓希平等五位研究所大学生成员共计十人到景德镇建国瓷厂推广颜色釉制作技术。1968年12月28日，景德镇市革委会根据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将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撤消，并将其与被撤消的景德镇陶瓷学院合并成立景德镇市向阳瓷厂，原研究所的部分颜色釉艺人和邓希平等技术人员的人事关系被调到建国瓷厂，这让建国瓷厂逐渐成长为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瓷的科研与生产中心。
1972年7月27日，经中央江西省委批准，在原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基础上恢复成立“江西省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1978年8月10日，研究所再度改名为“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由轻工业部科学研究院直接领导；1999年底，研究所由“中国轻工总会陶瓷研究所”更名为“轻工业陶瓷研究所”。
中国陶瓷科技界的传奇人物李国桢则早在1972年就被调到陕西省轻工业研究所任总工程师，1982年到北京主持全国陶瓷科研与管理工作，直到晚年仍然坚持田野考察，对邯郸陶瓷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